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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涉嫌锤杀父母 引出专家思考

时间:2019-01-04     来源:法制日报

  原来标题:十三岁少年涉嫌锤杀父母案引思考专家认为

  又见少年弑亲。

  2019年第一天,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的一则协查通报,引发公众焦虑——这距离湖南沅江12岁少年弑母案,不过才一个月。

  2018年12月31日,衡南县三塘镇的13岁少年罗某,用锤子先后将其母亲谭某某、父亲罗某某锤伤,之后逃逸。谭某某、罗某某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1月2日,衡南警方在云南大理将犯罪嫌疑人罗某抓获。

  据办案民警介绍,目前初步预测这起惨案因家庭纠纷引发。

  据悉,罗某的母亲和姐姐患有先天性智障。姐姐当时在场,事发后向家中亲戚反映,随后亲戚报案。

  目前,当地党委政府已安排专人负责死者家属的善后安抚事宜,警方将及时通报案件进展。

  如今惨剧已经发生,在探讨如何对涉罪少年进行有效的惩戒、处置之外,怎样避免类似惨剧发生才是最重要的。

家庭养育出了哪些问题

  在此案发生前的2018年12月2日,湖南沅江泗湖山镇的12岁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持刀将母亲砍了20多刀,致母亲当场死亡。

  案情查明后,吴某表现得若无其事,他承认自己犯错,但认为不是什么大错。

  “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吴某如此说。

  因吴某只有12岁,还未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他被释放并返回学校继续上学。

  长期研究犯罪心理学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发生在2018年12月的这两起案件虽是个例,但已经显示出社会的病态,这是一个看似偶然但实际上必然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黄晓亮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未成年人弑亲案的出现,与未成年人思想不成熟、情绪不稳定、自控力较差有关系,同时也折射出部分潜在的问题,“其实,对这些涉案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可以说完全失效”。

  就发生在衡南的这起案件来说,嫌疑人罗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罗某的母亲是一名智力障碍者,姐姐也是智力障碍者。一家的生计全靠父亲的辛勤劳动。

  可是,智力障碍的母亲无法给予智力正常的儿子以有效的养育;整天为生计奔波的父亲也无暇给孩子以有效的养育。

  “养育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在养育过程中,家长必须清楚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才有养育孩子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连贯的关系或者中间出现转折,比如最开始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带到十八岁可能就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在十岁左右出现转折,这是非常危险的。”李玫瑾说,因为之前父母没有和孩子建立和谐的情感关系、没有形成习惯和行为方式,如果在孩子十岁左右开始矫正,就会遇到非常强烈的抵抗。这就导致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严重程度就是十岁出头的孩子杀害父母案件的发生,这显现出社会中的一种危机”。

  在李玫瑾看来,这种危机的存在不一定是杀害父母,但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父母失去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能力,孩子也会出现逆反心理和行为,孩子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危害社会。

  在发生在衡南的这起案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被抓时,罗某还在玩网游。

  “可以看出他在情感和心智上极其不成熟,表面上是麻木不仁,其实是对自己生存发展也不在乎。对于这类未成年人,中小学要通过道德法治课程让学生明白,父母、教师对他们人生的重要价值。社会要引导人们有正确的家庭观念和合理的家属沟通方式。家庭内危害活动的发生,对社会的良好秩序也有很大的破坏性,应该加以防范。”黄晓亮对记者说。

如何矫治

  对于“问题少年”,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李玫瑾认为,这些孩子应该被送到强制学校。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意见,她同样认为没有必要,无法治本。

  在黄晓亮看来,不进行刑事处罚,并不意味着不予惩罚。很长时间以来的相关对策都淡化了惩罚措施。没有适当的惩罚,任何教育措施都无法取得很大的效果。现在紧迫的是研究对此类未成年人的合理惩罚措施,融教于罚,“有关部门有必要出面予以强制性的管束和教育。国家组织立法、司法、教育、民政、文化等部门进行综合治理,必要时可引进民间力量参与管理”。

  “少年司法体系和刑法不一样,不能把这些孩子放在刑事法庭去审判,而应该放在特殊的少年法庭。要做到教育和保护同时进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禁闭,包括工读学校和少管所的进入,这都需要少年司法体系的完善来解决。”李玫瑾说。

  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彭新林也认为应当多管齐下、科学施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其中就包括建立成体系、轻重有别的不良行为早期干预体系,避免“一放了之”,积极健全未成年人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家庭监护和学校教育的责任,完善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置机制,整治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社会不良环境,加大政府对深处困境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帮助和支持,重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对于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未满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人,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收容教养是对那些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而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改造、矫治措施。实践证明,收容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有效途径,对于遏制青少年犯罪、教育挽救失足少年、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彭新林说。

  在受访专家看来,家庭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李玫瑾建议完善家庭养育立法。“过去强调在未成年人保护当中强调家庭保护,但是这个保护只是一个口号,并没有真正达到法律层面可操作的状态,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社会治理意义。家庭养育问题应该更具体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是通过法律进行规定。家庭养育和学校教育不同,学校教育的重点是一个知识体系,而家庭教育多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当着中,也就是家长在生活当中随时而就的表现、反应和教诲。这个体系需要连续的陪伴,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体系的重要性”。

  同时,李玫瑾提出还要用法律方式明确第一监护人的责任,“我们要知道孩子在年龄小的情况下是不能独处的,把孩子交给隔辈人抚养也只是搭把手,隔辈人是替代抚养人,不能作为第一监护人”。

  在采访中,受访的心理专家也向记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发生在衡南的案件中,罗某在其成长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教养和引导,这对如今所造成的后果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少年兀自成长,现实的局促催生了他幻想的膨胀。一般来说,像他这样困难家庭的少年,幻想的膨胀是为维护在现实生活中匮乏的自尊感。他向同学描述智力障碍的母亲是有工作的,从家里偷钱后上网、请客,甚至给伙伴钱,这些都指向他在竭力地维护匮乏的自尊感。”受访的心理专家说,“扶贫帮困”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经济层面,也应该着手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干预机制为困难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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